“景隆九年时，”公孙天成道，“据说是真宗先帝梦见他父亲神宗，责备他不会治国，使国库空虚。真宗醒后问满朝文武：‘治世当以何为先？’众官员有答‘仁’的，有答‘孝’的，莫衷一是，但大多是虚言。唯文正公答曰：‘以择术为先。’真宗奇之，问其详，文正公遂对以经世之术。真宗先帝大喜，命文正公条陈奏文可以施行之‘当世及务’，文正公领旨后，写了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便是景隆改制之纲。”

这篇文显然也收在文集中，公孙天成翻到那一页，并不交给程亦风，自己读着，似有千般感慨：“《条陈》上后，真宗先帝立刻提升文正公为崇文殿大学士，令他领导变法。依文正公的设想，新法需要先在部分州县试行，观其利弊，再决定是否推行全国。如此一步一步行来，估计总要有十年才可初见成效。但真宗先帝性子甚急，第一个月内就不顾文正公和许多大臣的反对，连发了七十多条‘钦定’政令，第二个月又发出六十余条。”

“这么多的政令，一时之间要让地方官员如何施行？”程亦风忍不住问道。

“别说地方官员，”公孙天成道，“就是京畿一带，大家也如坠云雾，不知这些政令哪一条与己有关，哪一条与己无关，哪一条应当先行，哪一条应当后办。有的官员按照圣旨将政令全部施行，结果事务比旧时更加混乱，自然叫苦不迭。有的官员则干脆假装没看到新政令，依旧按照老规矩做事，不过出了纰漏却一律推到新政之上。中央尚且如此，地方上究竟新法是如何施行的，有谁知晓？”

可不是么！程亦风想道，景隆九年时，自己才八岁，住在江东水乡小城，印象里县太爷从不曾说朝廷有新规矩，大家的生活也未有过改变。可见真宗的政令到了江东这“山高皇帝远”的地方，就成了一纸空文。

公孙天成接着说下去：“当时田亩未曾丈量，偷逃之税未曾追回。真宗又笃信佛理，不肯向寺院征税，国库空虚，哪里有用于‘均输’‘市易’‘保元’‘募役’等法的银钱？有些官员误会新法只是为了敛财，有些官员则是为了终饱私囊，于是将朝廷的均输衙门和市易司衙门变成了最大的垄断投机商，而保元仓就成了官办高利贷，募役一法因为暂时还无利可图，所以无人问津。这样一来，怎不弄得天怒人怨？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程亦风忍不住拍案道，“监察御史都在做什么？‘均输’‘市易’‘保元’‘募役’等法都是朝廷出面与百姓交易，数目巨大，必须防止官员贪污，獬豸殿应当全程监察，他们怎么能听任奸小借新法之名盘剥百姓？”

“獬豸殿监察，文正公当时是这样设想的。”公孙天成道，“不过，这要求獬豸殿全心支持新法，并制订相应之监察措施……要花费时间，真宗先帝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政令全都发了出去，本来就已经惹得两殿六部万分不满。更何况两殿平章，翰林院和六部辩论，不仅可使政令越辩明，合乎公义，更可使满朝官员都对政令有所了解。真宗先帝一意孤行地发出政令，獬豸殿的御史们根本不知道政令里说的是怎么一回事，又如何监察？”

程亦风沉默不语。他对朝会上的论战向来反感，觉得除了党争还是党争。但听公孙天成这样说，他不由想道：若是和一批真正关心国事民生的大臣们讨论，对新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“新法被弄到这个地步，于大人怎么处置？”

公孙天成合上了文集：“文正公要替真宗先帝善后。他想，先在京畿地方整顿秩序，把新法按照设想地施行起来，然后逐渐推行到各地。可是还未着手，各地要求废除新法的奏折就已经递上京来。朝会上也响起了一片反对变法只声。真宗先帝本来只求速速见到利处，不想却越弄越糟，也就有放弃之意。但文正公知道，新法-->>

本章未完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